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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销瓷: 走在丝路上的天下之器

  一千多年间,瓷器始终居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核心,在欧亚大陆进行远距离的文化传布,而且深入所到之处原有的生活。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,绽放出炫目的光辉,令人叹为观止。中国瓷器文化如果缺失了外销瓷这一华章,将大为逊色;丝绸之路如果缺失了外销瓷这一物证,其文明交流与互学互鉴的价值,也将无所依凭。

  凡有文明的地区,都有当地自身的制陶传统。但随着中国瓷器的到来,这些制陶传统会完全改变,甚至被取而代之。从东南亚到南亚到西亚再到欧洲,无一例外。瓷器改变了世界,影响了世界,成为世界上最被广泛模仿的产品,最被广泛需求的产品;从7世纪到17世纪,中国瓷器也是世界上最被喜爱、最被歆羡的产品。

  相对于陶器、石器、木器、漆器、玻璃器、水晶器和金属器,瓷器或者比之要更结实耐用,或者比之更洁净美观,或者比之更廉价易得,其功能性、审美性和性价比,使得瓷器一经问世,就成为其他材质器皿的终结者。瓷器畅通无阻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所有人共同使用的人造产品,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“天下之器”,第一个全球化商品。或者说,当“寰宇”的范围从旧大陆扩大到新世界,亚洲商品可在欧、美取得,所谓物质文化的“全球化现象”出现时,是什么东西第一个真正成为一项具有世界性身份的商品呢?是中国瓷器。中国瓷器的形制、纹饰和色彩,是全球化最早也最普遍的首场展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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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于外销瓷要适应和满足异域文明在宗教信仰、生活习性、审美需求和实际使用功能上的种种要求,外销瓷在器型设计、题材选择、花样设计、工艺施为上,都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国内宫廷用瓷和民间生活用瓷的特点。其器型之千样百态,其花色之奇异缤纷,远远超过了国内宫廷用瓷和民间生活用瓷,为中国瓷器文化增添了灿烂的新章。有一个有趣的例子: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,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后,有一些被加上了各种装饰,并镶嵌上贵金属,通常用金或银。它们往往只用作装饰,如花式支架、饰边或把手,但这些金属装饰也可能改变瓷器的功能,可以使一件装饰瓷变得实用,或者相反,例如瓷器人像装上贵金属后变成烛台。金属镶嵌也能保护瓷器的脆弱部分如壶嘴,或替换整个丢失的壶嘴或盖子。最精致的镶嵌有时还有签名和日期,补充了瓷器到达欧洲后的历史记录。

  这种在中国瓷器上镶嵌贵金属装饰的做法,是一种典型的“中为洋用”的文化态度。即使是已经很华丽的中国彩瓷,在欧洲宫廷环境中,依然显得素朴。为了同当时欧洲流行的巴洛克美学风格相适应,许多进入宫廷的中国瓷器都被穿戴上了华丽富贵的金属“衣帽”,既保护了贵重的中国瓷器,又同欧洲宫廷风格搭调。这种经过欧洲金匠打扮过的中国瓷器,组成了17、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尤其是宫廷陈设一道靓丽华贵、兼具东西异彩的风景线。

  这种中西合璧的瓷器修饰,推动了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在欧洲的流行,反过来也影响到中国本土的瓷器风格。人们常说乾隆风格不胜繁复,正是当时的传教士以西方时下的流行元素影响所致。随着庞贝古城的发现,古朴典雅风兴起,改变了欧洲人的趣味。诸多欧洲瓷厂利用这个审美风格的改变,把中国瓷器挤出了欧洲市场,终结了几百年来欧洲世界对中国瓷器的向往和崇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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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瓷器在一千年中间,始终是“文化大循环”的中心要角。通过瓷器这一物质载体,不同国度的制作者、购买者和欣赏者的风俗信仰与文化心理等精神层面的东西,都化作具象的器形、图案和绘画,非常清晰地流露和表达在瓷器之上。由于这种“文化大循环”的循环往复,是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区间多次叠加发生的,以至于在瓷器这一载体上,产生了世界性的交融现象:学习、模仿、接受、竞争、互鉴、改变、创新。

  从中亚到罗马,从东南亚海域到西班牙占领的美洲,从中国口岸到欧洲各大首都和纽约,从第9世纪的唐朝皇帝到19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,都贯穿着中国瓷器的东西方贸易故事。这是充满探险、创业和财富的故事;也是充满劫掠、战争和沉船的故事;还是充满技术突破、艺术创新和跨文化交流等内容的故事。一句话,它是开拓世界的故事。从中国的角度来说,凡有瓷器到达之地,都是中国文化影响力所及之地,外销瓷给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范围画了一个圈。从西方的角度来看,到东方寻求瓷器,则是促成全球化壮举的伟大开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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